伯禽

也许有一枪,会打在我胸膛。

暗夜同行之孤者何惧【真正意义上的大结局】

文九山:

犹豫了很久,还是发出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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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京


外敌一旦肃清,便开始想方设法地折腾自己人,有些像是历史的定律。


诚心在北京落脚的我们,未过过几日安生日子,便遭逢了恶意。


我对这一事实稍有察觉时,是五零年的秋天。那时候院里的红叶落得特别凶,我看着那场景,总是想起明家院子里那几颗绿油油的梧桐,第一次觉得秋天尤其感伤。一日下午,踏着那怎么也清理不干净的红叶,丁玲来拜访大哥。


细节全不记得,只两句话盘旋在脑海里。


大哥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重口吻开玩笑道:你们都成革命名人了,我倒成了反动分子。


丁玲女士只回以无奈的一句:我们了解你。


至此,恶意便接踵而来。


 


我们的生活变得尤其拮据,但这只是表面。大哥的职务全被架空,几乎不再参与工作。他倒也乐得清闲,日日在家中伏案写作,这是他热爱的事业。许多左翼文化名人都曾来信提过:明先生若没有从事谍报工作,今日必然是一位有名望的文人。


对这样不知是称颂还是惋惜的话,我向来一笑置之,我相信大哥也是一样的态度。当日为国效力的选择,它不是工作,是信仰,若说他们不懂,我又如何能不懂呢。


他自得其乐的表现是更爱喝茶,尤其爱峨眉山上的姑娘茶,总惦记着让我找人多捎一些回来。我那时也并没有预感到庞大的悲哀正扑面而来,只认为这是他“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随性豁达。


 


北京的冬天,干燥寒冷,我们从上海带来的大衣,在这里只能算作一件薄杉。而当时家境凋敝,大哥几乎赋闲,我更不必说,明台稍许好一些,却也勉强只够糊口。


我记得有一日外面纷纷扬扬地飘着雪花,我在书房里画一幅人物像,风雪吹刮着,从门缝里,窗户缝里,从各个方向倾入身体,于是连卖画这一点生计也难以维持。


温饱成为问题,灵感也随之消失殆尽。与之相伴的,是恶性循坏。


大哥握住我冻得发僵的手指,却仍只是一句,随遇而安吧。


这么多年来我始终以他的隐忍为榜样,那一刻却忍不住冲他抱怨,声调压低了问他:八年,大哥,八年的苦心孤诣,还不足以功过相抵吗?


他惨然一笑:功可相抵,过却不能抹去。


他那云淡风轻的一句,彻底磨去了我的祈望。我从不曾想过,拼却生命换来的和平,竟这般命薄如纸,而我们将陷入更大的战场,是与精神的荒芜相战。


并且这抗争是一生的。


 


明月始终身体欠佳,大病没有却小病不断,好在身上的灵气未曾消散,时常嚷嚷着要走访各地写生作画。大哥管她不住,便随她意愿,但无人陪同,长时间的奔走与她本就虚弱的体质,就日益相互拖累。


五二年的时候,那个在巴黎相识的上海建筑系小伙,一路追她到了北京。建筑与绘画,简直是天生一对的两个专业,互补互偿。人既然来了,大哥便也再不说什么,便由得他们去自由恋爱,只叮嘱那个男孩儿多照看着些明月,其他就不再约束。


明台的境况是最好的,他只以为如今只是家境差些,未曾联想到什么“政治问题”,便接了政府部门档案调配的职务,倒也乐得清闲。其实我心里知道,他并不是敏锐度降低,而是他对这阖家团圆的渴望,实在是太深了,深得足以蒙住双眼。


我们半生陷于战乱之苦,如今抽身出来,都被和平的假象埋得太深了。


二、苏州


但一纸调令,却来得很快。


大哥推说是自己请愿回的苏州,我信只能信,不信也只能信。可我怎能不知,当年他是做了多大、多艰难的割舍,才背离上海这个生他养他的地方,来到这个未曾谋面的城市。如今又遣他回苏州去,倒显得当年的割舍似是儿戏一般。


我决意与他一同搬回苏州,他终究是不同意。我见争吵无效,曾于一日清晨坐于他的床头,慢慢地向他叙说一段往事:他醉于苏北的田埂之间时,我问他去哪儿,他曾胡言乱语地说要回上海。


他自然懂我说这话的意思,终于点了头,只是要等黎叔调来北京,才许我离开。


他说复归家乡幸福异常,还收获了个大学讲师的工作,老天已待他不薄。我心中却又是惨然一笑,想着这个世界再优待你我都不觉得过分,却还要让你受这般飘零之苦。


他一生无妻无子,除几个毫无血缘的亲人之外,再无人关心他的死活。


分别之后,我曾寄于他很多封信,去往不同的地址,有些地址甚至早已覆灭,我都不死心地去了信。终究是无一处复得他的消息,他离开得决然且干净,凭几纸信笺,根本无从获悉他的近况。


 


黎叔调来北平,是五三年的夏天,那时距离大哥离开,已数月有余。


我在一间略显破旧的小屋里见到他时,他满面的笑容,熟悉的嗓音上扬着叫我一声:阿诚。第一句话便是:没想到兜兜转转,还是只剩了我们两个。


我问他为何不回信,他诚挚地望我的眼,认真地说:你了解我。


这样四个字,使我再无法怪罪于他,还未进屋子,便不觉泪湿了眼眶。


那时候心中深感命运于他是如此不公,战争没有将他打垮,让他前半生风云叱咤,血雨腥风地闯过来,后半生却生生地被生活打成了一个不敢冒进之人。


连一封可能拖累弟妹的信笺都不敢寄出的人,哪怕信中只需两个字:平安。


 


我成年之后再未抱过他,可这次却情不自禁地矫情了一回。没想到,男人的眼泪没有流在生死战场上,却流在了平凡生活里。他轻轻地拍我的背,低低一句:阿诚,我现在常常想起你在苏州上的那堂关于庄子生死观的课,我如今也在那里上课,总觉得你就坐在下面听着。


我终于是笑,对他说:明日,明日我便去听大哥上课。


他带我进了里屋,以待客之道要泡茶给我,我抓住他的手坚持着要自己来,他却是一笑,用多年未变的嗓音说:过去那么多年,都是你在为大哥泡茶,总得让你品品大哥的手艺。


他总是如此,一句话,就能让我的坚持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泡的茶浓且醇香,只是陈了些,茶叶还是一年多前托人从峨眉山捎回来的。


 


教书是他最平凡的渴望,三尺讲台,是他自青年时代起,便梦想拥有的全部。


有些褪色的黑色风衣,他离开上海这么多年了,这件风衣却未曾脱离他身。出门前,我将这风衣递给他,淡淡地叫声:大哥。他笑,仿佛是会意,对我说着:阿诚,上班了。


这场景让往事如数涌现,我才惊觉那些风雨同舟的日子已过去十年之久。


他年纪不小了,身板倒是依旧很挺拔,讲课时,还颇有几分当年唱苏武牧羊时的神采。我坐在堂下,望着这个巴黎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如今只在这个名不经传的大学里做着小小的讲师,便仿佛已经预料到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未来的命运。


身世浮沉雨打萍。


他下了课,微微地笑问:比起你来,我上得如何?


我低头后又真诚地看着他的眼睛:大哥就是大哥。


他不评价我的回答,只拍拍我的肩膀说:你如今竟然变得谦虚多了。


直到他这话出口,我这才意识到青年时代的张扬骄狂如数褪尽,中年人的沉稳坚实已然塑造了一个新的我——一个模糊不清的我。


 


三、南京


五四年快入秋的时候,如少年之时那样,他带我去苏州的河边钓鱼。那时候哪还有什么鱼呢,他却还是搬着板凳,无视时间的洪流已悄然淌过,用和当年一样的口吻对我说:大哥可以不介意你的过去,但大哥介意你的现在和将来。


一字未改,正应了我十二三岁时候的想法——他就如同一个伏笔一样深埋于我的生命之中,幸或不幸,我都将追随于他。


可这一次,末了他却加了一句:阿诚,我知道你信我,可你更应该相信自己。


霎时心中升起一股悲凉之意,我眼睛盯着他坚持着说:这并不矛盾。


他一笑,而后问道:那么倘若要你选择,你会怎么选?


我慢慢地一字一顿地回问他:大哥要我做这样的选择,是残忍,还是怯懦?


他不言,收了鱼竿便往家里走,连自己的板凳也扔在河岸上。我坐在原地愣神,心中却是明晰:若是在十年之前的上海,他的回答会是残忍;而十年之后的苏州,他这一转身,答案便是怯懦。


家庭与政治已经将这个坚毅且博闻的男人逼得这般怯懦,我也再不敢质问于他。


 


大哥对于很多变故,心中都早已有数。他沉静而稳健,却又像是在等待命运的宣判。我不知这过程之中,他可否存着侥幸的心理,而我是有的。


偏偏是这侥幸之心,使我安乐于现状,相信一切会慢慢好起来,最终错失了与他道别的机会。拿到手的已不过只是一纸书信,写着寥寥数字:兄甚好,万望弟妹勿挂。


我一生什么都不曾介意——幼年时遭人虐待,少年时背井离乡,青年时隐忍求生,中年时失意漂泊,我全不曾介意,却望着这寥寥不过十字,握拳锤门,恸哭流涕。


这不仅关乎大哥的自由之身与存亡之别,更像是一种信仰的坍塌,不禁让人怨愤。


 


我追至南京老虎桥监狱之时,便听说审判已结束,迎接大哥的是长达十年的牢狱之灾。再见他时,已不能将他和那个在巴黎英姿风发的明楼相联系,倘若说他当年的落拓算是不羁,那么已入中年的他,就全然成了落魄。


我泪眼阑珊,他的眉眼却依然是有神的,一身灰色素衣,望着我笑说:阿诚,下次再来,带本《国富论》给我,生命不能白白浪费了。


我应声,脑海中空白一片,只觉着这恐怕便是他一直对我说的,随遇而安吧。


随遇而安,这真是个令人坦然又令人绝望的词。


 


我开始申请调至南京的一所院校教书,想着平日里去探望他也方便一些,但却迟迟得不到苏州教育厅的批复。最初的那几年里,明月和明台也时常来信劝慰我:在众多结局之中,这已经算是好的结果了。


我却总禁不住逼问自己,这结果好吗?这结果根本就是一个错误。


既无法调职,我便开始常年奔赴于苏宁两地。大哥起初不愿我每周都来看他,就拒绝见我。我没有法子,只好变成半月一次,他叹了叹气说,一月能见你一面,已是很好了。最后甚至还要加一句,不来也行。


我什么都能听他的,但这一点却不行。他养育我十年,教导我十年,带我出生入死,又是十年,如今我偿还这十年,已是我占了便宜,无论多么辛苦也不能失去他的消息。


这不仅是知恩图报,更是永恒的信仰。就像大哥每每问及信仰二字时我所说的,信仰它太宏大太宽泛了,必须要落到生活里来。


于我,即是落到大哥身上。


 


我的要求一再降低,后来只要能去南京,便什么学校都愿意去。五七年年底的时候终于得到了回应:批准我去南京一所偏远些的中学教书。


南京的七月炎热异常,像是个火炉一般炙烤着每一个人。我猜想大哥在狱中必然过不舒坦,蚊虫什么的自不必说,潮湿和炎热就够他受了,便总想着去看他,问问他缺点什么。


年轻的时候,八面玲珑,游走于各方势力之间,不敢得罪任何一个人;如今年纪大了,却是任性得多了些棱角。每每上完课我便离开,其余的事一概不论,日子久了,校领导也不再约束我,还偶尔背地里叹气:一个曾在巴黎留学的高材生,却只能在这偏僻的中学教书。


我心中却很平和,比起大哥,我如何能够不知足。


那天很热,我手里还夹着中学语文课本,便踩着自行车去了老虎桥监狱。路途很远,大哥见我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笑说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去见情人,哪里像是来探监。


我挠挠脑袋,开玩笑道:大哥就是我的情人,我如今方便了,天天来与大哥私会。


他笑得合不拢嘴,直骂我不正经,净会胡说八道。


 


大哥对于豁达处世极有天分,牢狱之灾也不能困住他。而我则仍旧像是青年时那样,有什么问题都来请教他,如今我们的精神是自由的,再不用谈政治、谈生死、谈家国大义,谈的多是文学与绘画。


我时常带一些文学期刊给他,他却通通都退还给我,似乎翻也未怎么翻。我问他为什么,他只说文学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的期刊半是杀伐,半是赞歌,毫无看头。


我于是跟他聊起了一则塞尚轶事:塞尚画画画得慢,一次朋友的太太为他做模特儿,时间太长,便忍不住扭来扭去。塞尚说,你别动啊,你看我的苹果就从来不动。所以呢,他就只能靠画苹果成名,画女人,便画不过雷诺阿与德加。


我说完,旁边同来探监的女人侧目看我,眼里也带着些许隐隐的笑意。


那个女人在第二年成了我的妻子,也没多想过什么,若一定要问一个缘由,大概就是茅盾先生在《子夜》里写到的那句:你总得结婚——总得挑定一个人——一个人,做你终身的伴侣。可惜的是最后只做了暮年夫妻,她身子本来就差,没过两年安乐日子便撒手人寰。


生死离别这种东西,怎么也无法习惯起来,但沉郁一阵子,人也就慢慢恢复过来。大哥那阵子也总是叹气:来来去去,我们净是一个人。


 


明月与傅先生结婚也是在那一年,两人倒是随性得很,依旧是全国各地地跑着,爬山,爬塔,爬楼,风里雨里穿梭着,别的全然抛诸脑后,听不得人一句劝。建筑是美的,画画是诗意的,他们将生活过得像理想一样浪漫,我便也不忍阻挠。


明台彼时已经调去了广州,他始终未成家,拎着行李便走,一个人潇潇洒洒,无牵无挂。只是他时常会寄信到我的学校来,要我记得多去探望大哥。革命年代已经将他的爱情消耗殆尽,他总说一个人好,我怎么劝都不愿听,日子久了,也就随他去。


只有我和大哥始终在原地踏步,哪儿也去不了,哪儿也不想去。前半生漂泊惯了,他的藩篱,我的落魄,倒成就了我们这近十年的安定。


我把明月和明台的照片带给他看时,他嘴角露着笑意,只一个“好”字来来回回说了好几遍。我笑他真是年纪大了,他却温和地望着我:阿诚,你总不会还以为大哥是个小青年吧。


谁都会老的,他说。


我回他:人老,心不老;我老,大哥不老。


 


他对于文学的热爱贯彻一生。


我去狱中拿回鲁迅先生的《野草》时,他摩挲了很久,慢慢地说道:人啊,看不清社会,是一种悲剧,看得太透,又是另一种悲剧,真不如蒙住这双眼。


我无法宽慰他,便更多地拿一些法国的诗歌、散文给他看,雅姆、魏尓伦、克洛代尔。语言不能成为文学的障碍,他的精神需要这些粮食。克洛代尔在中国十余载,对中国也有着很深厚的感情,他的散文诗深情而温和,大哥常常会留得久一些,我便由此知道了他的喜好。


只要精神没有被打倒,人就会一直神采奕奕。我后来回想这一生,大哥在狱中的这十年,竟也是我最接近平凡生活的时候——教书,阅读,与大哥谈诗论画。


他曾说我思想太过理想化了,甚至还要将自己的大哥也隔离在理想化的诗歌之中,不给他一点时事政治的消息——其实我拿来他也不怎么关注,但我还是低头回应他:大哥如今身陷囹圄,也只能看我给你的东西。


他笑着,又微微叹了口气,念着克洛代尔散文诗中的话:在我们故乡每一棵树都像人一样直立,岸然不动,根深深地没入泥土之中,它的手臂却直挺挺地伸向天空。


我不再向过去那样揣摩他话中的意思,只说道:大哥若思虑过重,便连诗歌也没得读了。他即刻狠狠地瞪我一眼,老虎拔了牙,连动手都免了。


也不知道,是时间和境遇改造了一个人,还是人本身就会发展成这个样子,总之大哥是变了许多。


 


六三年的夏天,我去为他过五十九岁的生日,他乐得像个孩子,不住地说:长长久久好,好,阿诚有心了。我去握他皱纹斑驳的手,也不由自主地随他笑着。


我探望他时未曾带伞,走时,瓢泼大雨逼得我出不了门,在监狱门口站了很久。看门的老头凑上前来同我聊天:这些年,你都是常客了,仿佛也跟坐牢似的。他见我不答,又继续问我:牢里的人,是你的谁?


我想了很久,却说:他跟我没有血缘关系,非亲非故。


老头并没有诧异,只长长地舒了口气:没有血缘关系,未必就不骨肉相连,我明白你。


我转头望着那老头,他却转身进了传达室,不再与我攀谈,我只站在原地等这雨停。


这次交谈之后,大哥交于我许多书稿,都是他在狱中所写,希望我能带回去为他好好梳理。这么多年过去了,秘书的工作,却还是没有断过。我替他的书稿起了名字:《望乡集》。他嘲讽我太感性,一点不像他明楼的风格,但既未表示拒绝,就算是同意了。


可别淋湿了,我攥着这书稿心想。


 


“……大姐长辞于世,弟肩负重责,不敢懈怠,然心之恸甚也……弟替我担世人之骂名,只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不愿他去冒险周旋,为难之极……昨夜噩梦缠绵,激流从身旁经过,伸手竟拉不住一个亲人,凄凄然之心,显露于外……”


“阿诚近日忧思重重,情绪紧张异常,战争对他精神戕害之深,已非我能劝慰……局势未缓,亲人皆散,只我一人的上海,生无可恋……明台回沪,团圆之乐,甚喜,纵别日在即,竟仍存侥幸之心,胜利在望了吧……”


“……苏北三年有余,无一日不渴求胜利之讯传来,使我明楼得以复归故乡……新的历史大幕缓缓拉开,明日的火车北上,后半生,恐再与上海无缘,何谓过客?而我明明是这土地的亲人……北京风雪甚也,身子竟有些受不住,人总得服老,近日冷得,连阿诚画画的手都开始抖了……”


“……我明楼半生漂泊,定下来时却身陷囹圄,颇为讽刺……时常问自己,怨吗?怨,但怨没有用,我到哪里都得是弟妹的支柱,生活的屋顶,并没有塌……阿诚昨日来看我,谈谈诗文与绘画,才觉家国之重担,非常人所能承受,人总得回到生活里去……近日精神极好,已无绝望之念……”


 


他过去一直未曾告诉我,家中幸存着这些手稿,直至近日,才陆陆续续地翻出。


书稿并不很厚,却花却我极长的时间。那阵子除了上课,便闭门不出,却仍是几度搁置,只因受不住这文中叙述的点点滴滴,甚至觉得那皆是大哥一纸虚妄的胡言乱语,却忽略了这字字句句的苦痛挣扎也由我一一经历……我向来自诩坚如城墙,却在几页书稿之下,被逼得承认人亦会脆弱得不堪一击。


而在他身边三十余年,我从不曾像此刻这般与他贴近过。整理、抄录这些杂文,好像是将他的生命又重新经历了一遍,当庞大的时代巨幕拉拢来,每读一篇,痛苦便积累得深一些,很难想象这些年他豁达洒脱的外表之下,心中藏着一个多么绝望而又痛苦的灵魂。


我想我永远也成不了他,因我有他这样一个大哥。


他也不会让我成为他——他的人生波澜壮阔,却也非常人所能承受。


 


六五年他期满的那个初春时节,我携他两个弟妹一起去监狱门口等他。他年轻时伟岸英俊,老了依旧是体格硬朗,站在那里便能吸引人的眼球。


一出狱门,明月便快步过去拥抱他,亲昵地说了声:大哥,我们来接您回家。


他拍了拍明月的背:傻姑娘,大哥没老呢,用不着你们来接。


过去几年我总在阴暗潮湿的监牢里见到他,不曾想他如今站在阳光下,鬓发已斑白了那么许多。当额上的青丝转为华发,我才确信这十年的时间已铁证如山地从他身上流过。他显然也注意到了岁月对弟妹们外貌的打磨,笑笑说:阿诚,你们都老啦。


未等明台他们回嘴,我便接话:我们老,大哥不老。


他呵呵呵地笑,说道:阿诚,你年纪轻的时候没大没小,年纪大了嘴巴倒甜了。


可惜会说假话了,不够坦诚啦。他上了车继续补充道,眼睛倒是眯着,笑意朦胧。


 


他年轻时尖锐,一个人开着车便冲进七十六号里举枪杀人;年老时却柔情,望着巷子口一个女人为弟弟买连环画的场景长久地挪不开眼睛。


他站了许久,我叫他时,他嘴角还挂着笑:像大姐,他说。


我知他心中对大姐思念很深,甚过于年轻人对爱情的追逐。而一切精神层面的热望,都没有随着时间的消散逐渐变浅变淡,而是慢慢靠近至触手可及的地步,再猝不及防地消失不见。它折磨人,却也成全人,哪怕仅仅是以追忆的方式闪现。


 


南京的家,仅我一人居住,狭窄得很,几个人一站,便挤得满满当当,完全不像当年的明家——人即使到齐了还显得空落落的。大哥丝毫不介意他的二弟这些年来的庸碌无能,嘴里不住地说着,好,真好。


明月的小儿子已经会走路,却还只有一个乳名,她非坚持着要等大哥出狱后为他取名。大哥四处望了望,微微皱了皱眉,我便转身进了书房拿了笔墨来,明台站在一旁笑:这么多年了,还是阿诚哥最懂大哥心思,一个眼神就知道他要什么。


战火年代里培养起来的亲密与默契,怕是要带到坟墓里了,我没有接话,只暗暗想。


他年轻时置身紧张的局势之中,总爱练沉稳些的行书,一副兰亭集序一个月就能临摹好几遍。而当时间从他身上流过之后,生活的弦慢慢放松下来,挥笔即是狂草,落下依稀可辨的二字:傅明。


我嘲他未免太过随意了些,他却摇摇头说道,明,明净,明辨,明白。你是明家人,不会不懂这个明字。


 


六五年立夏的时候,他一个人坐在台阶上,阳光打落下来,衬得他头发有些许凌乱。房檐上稀稀落落地停了几只麻雀,巷子里跑过几个拿着风筝的小孩儿,他就那样静静地望了许久,连眼神都未变过。


大哥心里,一定藏了一群小孩儿,跟他们跑走了吧。我笑说,顺势便坐在他的身边。


人若是抛却了童稚,他就会失去很多东西,躯体变得沉重,思维变得僵滞,行为变得残忍,眼神变得浑浊,内心也只剩下纷纷扰扰,不再澄明,他说道。


我正在变回一个孩子,他终于望向我补充道。


我禁不住笑,是那种领悟的笑。何其有幸,我一生都在受教,他是那样一个良师益友,即所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四、向南,向北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我们这代人的一生都笼罩在红色的海洋里。战乱时,是血染大地;太平时,这殷红烂漫的夕照,竟也要成为一种血色的苍凉。


决意做一个教书先生,就是早已下定了再不涉足政治的决心,只想将前半生的血雨腥风化归为后半生的云淡风轻。但天知道,政治它会自己卷过来。历史,这本就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非要在人沉浸于生活里时,像狗一样窜出来咬人一口。


明明一路守着信仰过来,真实的生活却从此让人不忍卒看。


红卫兵进了门,“历史不清、身份不明”这几个字,便强行将大哥逼离了南京。明楼赴云南,大约是六六年秋天的事,他六十二岁了,他们还要他到劳动中去进行思想改造。


“别路云初起,离亭叶正稀。所嗟人异雁,不作一行归。”


学校全面停课,接踵而来的是每日的抄家、打人、砸物,有着五千年历史文化积蕴的中华儿女活成了非洲部落里的野蛮人。人性中罪恶的一面犹如脱缰的野马肆意增长着,统治着那个时候人们的思想。


少年时,是家国万里;青年时,是家国一体;中年时,是家国分离。


 


凭着画画这一技能,我在南京多留了些日子——用油画在空白的墙面上画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招手的彩色照。每日站在新搭好的脚手架上,挥动着硕大的笔刷,便不住地回想起在巴黎学画的那段日子,恐怕怎么也想不到当初对于艺术的一番赤子之心,有朝一日会沦为政治的宣传工具,无数次反抗的念头升起,耳边却常常响起大哥的那句:随遇而安吧,于是便又散去了这念头。


但大哥也并甘愿去云南,纵然他老了,年轻时就有的那番傲骨,并未褪去。临走前一夜,他双目炯炯,念叨着:他们要把过错强加给我,强加给我的家人,强加给我们所有人,可他们却忘了,是谁给了他们如今这将罪名强加于人的权利。


我愤然之心顿起,拉着他说要逃往法国去,逃往台湾去,逃往香港去也行。


可他却还是说:我不能走,我不能就这样走了,因为我不敢相信这就是结局。


我知道他不是不敢,只是在祈望一切还能有挽回的余地,而我们都错误地估计了这个世界的残忍程度,它对人的精神的摧残,远比肉体来的猛烈得多。


 


当我再一次爬上高高的脚手架,望着眼前这空白的巨大墙面,突然便决定必须要反抗。我冲着他们理直气壮地说道:画画是一件艺术上的事,而不是一件政治上的事,它不能让你们这么糟蹋。


他们尤其讨厌我这副知识分子的嘴脸,因我坚持不再画画,未过多久,便被视为“牛鬼蛇神”发配到了最为偏远的北大荒——要我住到“牛棚”里去接受政治学习和批判改造。


至此,我与大哥,天南海北,从此音尘各悄然。


外辱没有将我们击垮,内战没有使我们低头,却被一帮红卫兵拆了我们这铜墙铁壁。


 


天地恢恢,风雪茫茫。


条件艰苦不算什么,只是无数正当大好年华的青年,从此便吃尽了没有文化的苦。


黑压压的无边莽原,野鸡扑棱棱地飞着。一个土坡,一顶帐篷,一个油毡纸房,便就这样将风雪撒手交托给我,要我去独自忍受。没有人烟,没有声音,没有脚步,只有风吹一吹,草便动一动——我想起明家的洋房、灯光、电话、温暖与真情。


我想起明家的时候,我才反省自己是真的过不来无产阶级的日子,这是罪吗?我所受的教育不允许我承认,我所过的生活却要逼我认罪。


这不仅是土地的荒芜,更是精神的荒漠。


饮尽甘露,受尽霜雪,就这样从红卫兵手里接过自己的后半生,说是反抗,却仍旧一点声音也没有。我接受了这样的生活,但仍没有认自己的罪。


 


唯一一点关于大哥的消息,是在七零年的秋天,从一位买过我画的友人口中得知。这点消息带来的精神上的慰藉,让我挨过了荒原之中那个漫无边际的寒冬。


友人认出刷马的我的时候,脱口便问:你不再画画了吗?


说完大概自己也觉得这问题幼稚至极,于是便自嘲地笑了。


我复他:六七年的时候,在南京,我趴在黄白的墙壁上,画了好一阵子大幅的人物肖像,可惜了,太大,没法带着走,所以不能卖给你了。


他又是笑,听出我话语中的无奈,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对我说道:你大哥是叫明楼吧,我在云南的时候见过他,宿舍里还有他一张证件照呢。


我愣了愣神,回了他一声,嗯。


他诧异地问我:你就不想看看?


我眼神放空,目光不知是落在何处,继而说道:不看了,照片看多了,我反倒要忘记过去他那模样了。照片,一定没有我记忆里的明楼英俊。


他仍旧从话语中听出了我对大哥的深情厚谊,后来还是将那照片压在我的枕头底下,我于一个雨夜,终于还是望了眼那照片,他消瘦了好多,眸子还是亮的,我很放心。


 


人一旦将苦难习惯性地化为了生活,身体上所有的折磨便都会慢慢习惯。


只是最难捱的还是写交代材料。


每个人的一生是无穷无尽的故事,胡扯八扯写多少都没有关系,但质问才最让人苦恼。然而清醒的人还是有的,一个上海来的老知青,无意间对我透露一句:一个荒唐的时代,最怕面对真实的东西,他们不敢直视,是因为心里恐惧。


我恍然大悟,那时候竟猛然想起两位法国诗人:魏尓伦和兰波。“我永恒的灵魂,注视着你的心,纵然黑夜孤寂,白昼如焚。”


鬼使神差地,我便挥笔写下:我追随兄长明楼三十年,所做的一切,无党派无阶级之别,动机单纯。只因我对明楼,自少年起,便有一种胜于亲人的爱慕。


自此,我便被视为另一种“牛鬼蛇神”,他们说我神经错乱,已无改造之必要,不久就被他们驱逐出北大荒的圣洁之地,遣返至苏北淮阴的云台农场。


 


七二年,我得以辗转回苏,这才收到了南京辗转递交来的一封信,是明台寄来的。文革开始时,他在深圳,也未曾逃脱“修正主义”的帽子,下乡插了队,峥嵘岁月由此划开篇章。但他的“历史不清”多是由于家庭背景,境况比我和大哥好些,只是仍旧没有逃脱精神与现实的质问。


信中他写道:……飘在那里没有根,精神世界一片贫瘠,背井离乡的意义何在?……我年轻时觉得天空海阔任我驰骋,活到今天才觉得“看不到未来”……人与人的生命质量不可能同样厚重,可天它要我们活着,活着受苦……


他未谈及政治,字字句句却都是政治施加在他身上的苦难,我立即复他一封信,只三个字:活下去。


我写这三个字,原本是盼他能尽力挨着,受着,忍着,等待我们兄弟团圆的日子,却不曾想,这“活下去”三个字,在不久之后却让他踏上了死门。


 


也是一九七二年,农闲时,我偷偷坐上了去云南的大巴士,车子开了几天几夜,终于开到了这荒境。景色美得惊人,可那时节,却只能感受到它的狰狞。


这里知青云集,兼有无数的“牛鬼蛇神”,“走资派”,“右派人士”,说的大都是同一批人。我询问了一圈有无南京来的老知识分子,都答说不知道,心中便凉了一半,总有种不好的直觉在冉冉升起。左思右想,又去问了有无上海来的,终于在一个荒草杂生的地方,见到了那个熟悉的背影——人老了,背影还是未曾变过。


山上望不尽的原始森林,立着一间风雨飘摇的茅草房,他站在屋前,劈着竹篾来做墙体,墙上还有用泥巴活着报纸糊过的痕迹。


大哥,我叫他。


他离得远,眯着眼睛辨认了好一会儿,才不敢置信地说:阿诚,你是阿诚吗?


他说完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好像是想掩盖眼前风餐露宿的窘境,慢慢地说道:前一阵子下了很长时间的雨,才盖好的房子,不到一个星期,屋顶就被风给掀掉了。


我是不是老了?见我不言,他可能觉得自己有些啰嗦,便问道。


我笑答:我老,大哥不老。


 


后悔吗?站在家徒四壁的屋子里,我问他。而这两个字里实在已包含着太多的前尘往事。


我从不后悔,从不绝望,但却总是食言。他答道,真是太遗憾了,我没能,看见你画里家园。


我已经很老了,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了这里一下就是一个星期的雨,都快忘记上海的下雪天是什么样子了,雪是一片一片地落下来,还是洋洋洒洒地落满人一身呢。


我真想再看一看。


他絮絮地说着,说得我不禁双眼蒙泪。


 


天下着微雨,趁黎明他带我走到山上荆棘布满之地,便停了下来,眼前的石壁上,弹洞累累,树干上嵌着无数锋利的炮弹皮,地上却落着一些香灰,像是有人在此祭拜过。


他说:当年命丧于此的远征军,很多都是我们的战友,你该祭一祭他们。


我一时诧异,并未准备香火,于是只站着不动。


虔诚就好,他说道,前几日有几个日本人来祭他们将士的骸骨,被队里拒绝了,在山路上失声痛哭。来别人土地上,祭拜别人的敌人,是天真;可自己的土地上,不准祭拜自己的将士,不知是什么荒唐的道理。


听他慢条斯理地说着极尽悲凉的话语,才感到那个年代里我们曾终日翘首以盼的幸福生活,如今变成了一个多么滑稽的笑话。


阿诚,我们需要边活边忘。他说道,却更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不能多待,他也并不自由,忙活了半天端给我一碗“玻璃汤”——一根葱,浮着零星油花,便算是给我送行。


临走前我说:大哥当年,曾要我做过一个选择,我如今想好了,要告诉你答案。


他一脸笑意地望着我说:不必,我了解你。


是啊,我了解你这四个字,不就是答案了吗?于是未开口,便转身踏着初阳下山。


远远地,他念了一句诗为我送别: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五、家园


弟妹萧条各何在,干戈衰谢两相催。


七六年的时候,我接到噩耗,明月在法国病逝。她的身体一直不好,生活没有将她耗尽,精神上的折磨却够她遭受一生,她的哥哥们全部留在家园受苦,而她却抢先溘然长逝。


未敢通知大哥,便只一人熬着这亲人逝世之苦。


再后来,眼见着政治的迷雾渐渐拨开,我终于回到了南京的家中。屋子还没有收拾干净,便有熟人来找。我看了好一会儿,才惊觉自己见过他,他是明台的同事,后来两人一同去了深圳。


来人脸色难看,带来的自不是什么好消息,我强忍着不问,只听他慢慢叙述:


明台几年前收到了一封信,藏着掖着好不容易到了他手里,他拆开看了便烧了。第二天,二话不说便要拉着我逃港,说现在的日子活不好也死不了,不如赌一赌,赌赢了,活得好;赌输了,死得也舒坦。明台不信命,他觉得自己一定能赌赢,他要活下去。可天没能让他赌赢,他没能等到平反那天……


我听罢,跌坐在落满灰尘的椅子上,他青春洋溢的脸庞在我脑海里明明还那样鲜活,我如何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只不住地责怪自己,为何当初要寄那封信。


那信是我寄的,是我害的他,可我明明是要他活下去的。


我明明是要他活下去的。


 


七九年拨乱反正开始,我终于回了上海,心中更加无一日不在期盼大哥的归来。


我没有别的亲人,没有更好的去处,只能回到你这里——如天堂,如故土般的上海。


他的许多手稿被我从土里、墙里挖出来,重新加以整理,誊写。事隔经年,再做着这秘书的工作,竟觉得自己年轻了几分,又变回四十年前那个经常跟大哥讨要工资的阿诚了。


他拖欠了我一辈子的工资,我却拿他一点辙也没有。


只是这些年他却始终没有一点消息。


 


八十年代初,明月的小儿子回国带我去检查身体,顺便去裱我新仿的那副画——仿的是头脑中模糊的家园,原画早已成了历史的祭品。


那时候在医院里重又遇到大哥,我才惊觉他当年在云南那句“我们需要边活边忘”竟是一句名副其实的谶语。他早已住进了医院,医生说他陷入了漫长的自我失忘,已无法回归昔日的精神意识状态,越是古老的记忆越无法想起,头脑里只剩下了一些零星片段。


我蹲在他身前闷声不语,充满渴求的眼神望着他,问他可否记得我。


他没有反应,眼睛却望向傅明手里的画——


最后只念念叨叨地说了一句:家园……而后又凑近了望望,说着:不不不,它不是……


 


重逢翌日他便平静地离世。


房中有笔墨,他走前留下了一副狂草,写的是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最后的内心独白:元亮虚留命,灵均久失魂。人生终有死,遗恨塞乾坤。


只我认得清他的字迹。


医生猜想他走前所有的记忆都曾重回他脑海,他一定什么都想起来了。可这多么残忍,梦想的式微,群体的哀恸,历史的荒谬,全部都是对他一生信仰的拷问。


而我七十多岁了,眼睛干涩无比,这时却连一行浑浊的热泪都流不出来。

再没人能让我贪生怕死,什么长生不老,真是句可怕的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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